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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崖海南麻将有挂吗?-太坑人了 教你开挂

发布时间:2024-03-29 10:42:33 文章来源:节日作文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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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刘氏四雄:中国最牛商业家族传奇(上)

  来源:何加盐

  刘氏一家人/图源:刘永好:“赤脚首富”的苦乐人生,《青岛画报》2011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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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陪都重庆,一对年轻人相爱了。

  男的叫刘大墉(亦作“刘大镛”,本文采用刘永好官方传记的用法),四川巴县人,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女的叫郑康致,四川新津人,黄埔军校战地救护班学生。

  刘大墉出生于1914年,祖上曾经阔过,不过在祖父这辈败落。小时候,他在亲戚资助下,到璧山县读书,本来只是给亲戚的孩子做个“伴读书童”,没想到学业特别优异,毕业时考了全县第一名,进入了璧山公立中学读书。

  进入中学,刘大墉就没了资助,差点辍学。好在校长惜才,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让他用打扫卫生、帮厨、上下课敲钟等方式来抵学费。

  初中毕业,刘大墉再次夺魁,被重庆最好的高中录取,但由于家中实在无力供养,被迫退学,重新考入一家免费的工业学校,学习测绘。

  在这所学校,刘大墉迸发出高涨的革命热情,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运动,被发展为中共党员。

  正是在运动中,他认识了来自新津县大户人家的郑康致,并很快相恋,结婚。

  彼时的重庆,政治动荡,谍影重重。刘大墉不幸暴露,面临追捕危险。在组织安排下,他转移到成都,考入四川省地震测绘大队,成为国民政府的公职人员。其党内工作完全转入地下,由时任中共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单向联系。郑康致也追随到成都,当了小学教师。

  不久,因邹风平出事,刘大墉与党组织联系中断。几年后,他加入了当时亲近共产党的民主党派——民盟。

  新中国成立后,刘大墉以民盟干部身份,成为新设立的新津县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后又成为新津县第一任农业局长;郑康致在城郊的平岗小学当老师。

  到1951年,这对革命夫妇,已经生育了四个孩子,分别命名为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合起来是“言行美好”四个字。

  几个孩子的出生年份相隔很近,最大的才6岁。而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他们实在没有时间管孩子。加上作为“在国家机关中留用的旧政府职员”,刘大墉的待遇是“供给制”,每月领到的粮食有限,无法养活全家。夫妻俩只好商量,把其中一个孩子送给他人抚养。

  3岁的老二刘永行,成为这个不幸的孩子。他被过继给一个卖布的商人。可是没半年,刘永行从梯子上掉下,把腿摔断了。布贩子怕治不好,便把刘永行退回了刘家。可怜的刘永行,从此成为半个“瘸子”。

  刘大墉夫妇本来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这下又要照顾摔伤的刘永行,完全一筹莫展。好在城郊古家村一位姓陈的农会主席,愿意抱养2岁的老三刘永美。于是刘永美被过继到陈家,从此改名陈育新。

  直到1955年供给制全面转为工资制,刘家的生活才好起来。作为县团级干部,刘大墉的月工资是76元,在新津县已经属于最顶级的少数家庭。

  由于夫妻俩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家里从来不缺各种书籍和报纸。例如县团级领导才可以订阅的《参考消息》,孩子们爱看的《青少年报》、《十万个为什么》等。刘大墉情愿把饭钱省下来,也要给孩子们买书,所以几个孩子从小养成了热爱阅读、热爱科学的好习惯。

  不过,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几年,“三年自然灾害”来了。

  对于四川人来说,这三年是不可触碰的悲惨记忆。当时,四川是全国外调粮食最多的省份,为了保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四川人民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

  刘家也未能逃过此劫。他们家除了三个男孩以外,又增加了一个小妹妹,粮食根本不够吃。刘永饿得嘴里直冒酸水,而进入了青春期、正需要大量营养的刘永言,更是饿到浑身水肿,奄奄一息。后来不知道郑康致从哪里弄来了一点米糠,才把孩子们的命给吊回来。

  但可想而知,作为母亲,把舍不得吃的都给了孩子后,自己却依然要忍饥挨饿,日夜操劳。郑康致的身体从此垮下来,最后病得无法工作,只能退职回家。

  当灾难终于过去,一家人刚喘了口气时,没多久,“十年浩劫”又来了。

  运动初期,动乱的破坏力尚未显现时,老四刘永好还兴高采烈地参加大串联,跑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那是刘永好早年生命中最阔绰的一次:哥哥把一件名贵大衣传给了他——这件大衣还是刘大墉十多年前土改时,从地主家抄出来的,从他传给老大,老大又传老二,老二传老三,到刘永好手里时,大衣已经年高德勋,缩水得不成样子。

  为了去北京,郑康致特地挤出贰角伍分钱,从旧货摊上给儿子买了一双破旧的解放鞋——这是刘永好人生中第一双正式的鞋子,以前绝大部分时候,他都是打赤脚,偶尔能穿上鞋,也是破烂的草鞋。

  不幸的是,刘永好在北京练习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队列时,被后面的同学踩到了脚后跟,随着“刺啦”一声,刚捂热没多久的解放鞋,光荣牺牲。

  不管怎样,北京之行,是刘永好、也是刘家在那个年代最后的高光记忆。

  1966年,15岁的刘永好在清华留影/图源:刘永好:“赤脚首富”的苦乐人生,《青岛画报》2011年 第6期

  随着运动的深入,刘大墉不久就被打倒,戴上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纸帽子,关进了牛棚,工资先是扣掉一半,后来干脆停发。

  又不久,郑康致也由于地主家庭出身被揪了出来,背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牌子,进了牛棚。

  一家人的生活彻底陷入了困顿。除了老大刘永言在文革前就招工进了工厂以外,其他几个孩子由于家庭出身拖累,失去了参军、升学、招工、招干等一切机会。

  老二刘永行拖着残腿,在街上摆摊修收音机;老三陈育新在村里种地;老四刘永行作为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那段时间,一个“苦”字,是全家人最深刻的记忆。

  2

  从1971年起,刘家的命运,开始走上坡路。

  先是刘大墉被平反。压在全家人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终于被放下。更令人欣喜的是,刘大墉几年来停发的工资,一次性补发下来,多达几千块,一家人一下子进入幸福的富裕时光。

  家里不仅买了自行车、缝纫机,甚至还有余钱买了苏联进口的卓尔基照相机!

图源:《藏锋:刘永好传》,周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图源:《藏锋:刘永好传》,周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接着,刘永言和刘永好两兄弟,都参加了1973年临时举办的那次高考。刘永言考了新津县第一名,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录取。

  刘永好考得也不错,但不知为何,他报的第一志愿却因“政审不通过”被刷下。好在二哥刘永行的女朋友郑燕初在教育局工作,听到消息后,赶紧通风报信。刘大墉找了统战部门帮忙做工作,虽然没能录取刘永好心仪的学校,但是补录了第二志愿。于是,刘永好进入四川省德阳机器制造学校(现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就读机器制造专业。

  到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时,剩下的两个兄弟,也都非常争气。

  常年务农的陈育新,在农活一点没少干、一个工分也没有拉下的情况下,以晚上熬夜看书、第二天一边挑粪一边在脑子里复习的方式,用8个月时间,考上了四川农学院(现四川农业大学)。

  在街道小厂做维修工作的刘永行,更是考出了新津县理科第一名的好成绩。他信心满满地报考了清华大学,但可惜,由于父亲的历史遗留问题,他被刷了下来。

  后来,刘永行等到的通知书,是来自四川彭县的成都师范专科学校(现西华大学),他本来心灰意冷,不想去上,但是在家人的劝导下,最终还是去了。

  于是,到1978年,刘家四兄弟,三个上了大学,一个上了中专,在新津县,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

  这一年底,当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步伐,刘氏兄弟即将开始人生新征途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刘大墉,却被诊断出了肺癌。

  1979年,68岁的刘大墉,怀着些许欣慰,又怀着些许不甘,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他对四兄弟说:“我一生想为国家多做点事,却没能如愿,但你们大有希望。”

  此时的他和四个儿子都不会想到,“希望”二字,日后会相伴他们一生。

  3

  总体上来讲,此时的刘氏兄弟,虽然在政治上、学业上、工作上都得到天翻地覆的改变,但是与当时的全国人民一样,在经济上,他们依然是穷困的。

  父亲去世过后的那个春节,刘永行的家里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

  当时,他年过而立,还在成都师专念书,完全没有收入来源。妻子郑燕初当年和他恋爱时,为四弟上学的事情,走漏了教育局的消息,被穿了小鞋,从局机关下调到幼儿园当老师,收入也紧巴巴。

  快过年了,4岁的儿子刘相宇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爸爸妈妈,我想吃肉。

  刘永行和郑燕初面面相觑,他们手里只剩下两块钱,全家的生活、刘永行上大学的生活费、刘相宇上幼儿园的学费,都等着从这里面出。

  但看着儿子可怜巴巴的眼神,刘永行还是心软了。他跑到市场上,用一块多钱买了一只鹅抱回了家。

  由于天色还早,见儿子对鹅爱不释手,刘永行便把鹅绑好,绳子交给儿子,让他牵着玩。等刘永行再出来看时,鹅已经不见踪影。夫妻俩找遍整个县城,都没能找到。

  垂头丧气地回到家,看着儿子满脸的泪水,刘永行满心酸楚,他恨自己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连孩子想吃块肉的心愿,都满足不了。

  当晚,隔壁邻居过来串门,见到刘永行的沮丧,就说,“刘二哥,你修无线电这么厉害,干嘛不摆个摊,帮人修无线电呢?”

  刘永行听了眼前一亮:修无线电是他的老本行,现在重拾本业有何不可?虽然说作为大学生去摆摊,面子上有点抹不开,但话说回来,身为一个男子汉,连孩子都养不好,还奢谈什么面子呢?

  当晚,他就找来大白纸,写了广告:修理无线电——又快又好。第二天就在幼儿园门口摆起了摊。

  由于正值腊月,家家户户都希望把家里的电器修好,过个好年,而原来修理电器的摊点,却都回家过年了,刘永行的摊子一摆出来,生意就非常火爆。7天下来,他竟然挣了三百多块钱,等于妻子大半年的工资。

  这三百多块钱,让刘永行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过年全家团聚时,他迫不及待地和几兄弟讲了这件事。大哥刘永言提出,现在改革开放,国家已经提倡发家致富了,我们干嘛不一起创业做点事呢?

  几兄弟说干就干,开始商量起要做什么。最后决定发挥所长,成立一个电子厂。

  四兄弟的父亲本身就是工业学校出身,对他们的教育,也很注重培养科学意识和动手能力,所以他们从小就会拆装家里的各种电器。长大后,大哥是成都电机厂工人和电讯工程学院大学生,二哥曾经以修半导体为业,四弟是机器制造专家。组装机器,对他们来说,是小菜一碟。

  于是,他们自己找材料、画设计图,组装出一台音箱。那是新津县历史上第一台自制音箱,几兄弟把它拉到县城的百货商场,接上音乐,很快就引起了众人围观和询价。

  简单的验证表明,他们办电子厂,技术和市场都没有问题,缺的只是资本和厂房。

  由于陈育新一直住在乡下,和大队书记关系非常熟,他去找了书记,说想和集体合办一个电子厂,队里出钱、出场地,他们兄弟负责技术、管理、生产、销售,利润由生产队占大头,刘氏兄弟占小头。

  书记很开明,也很有眼光,看了他们做出来的音响后,马上表示:全力支持。

  刘氏四兄弟喜出望外,他们开始憧憬未来。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电子企业是GE(美国通用),四兄弟下定决心:我们要成为中国的GE!于是就把计划中的厂子,起名为“新异”。

  四兄弟兴冲冲地抬着音响,跟着大队书记去公社,请示公社书记的意见。

  话刚出口,公社书记一拍桌子:你们反了?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绝对不允许!

  四兄弟的第一次创业,就这么胎死腹中。

  4

  时间匆匆过了两年。

  到1982年,刘永行和陈育新都已经大学毕业,一个进了县教育局,一个进了县农业局,都成了国家干部。加上在成都电机厂当技术员的刘永言,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刘永好,刘氏四兄弟都拥有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

  但创业的念头,在四兄弟的脑海里,依然挥之不去。

  这年8月,他们聚在陈育新家里开会,商量未来之路。

  此时,中华大地早已从沉睡中醒来,处处展现出勃勃生机,做生意已成为正当的路子,万元户是人人羡慕的对象。

  几兄弟还是谨小慎微地探讨哪个能做,哪个不能做。他们心想,在城市里做不了,干工厂干不了,那我们在农村办一个农场总可以吧?

  于是商定,利用陈育新在古家村的老屋和土地,办一个“育新良种场”。

  办良种场需要钱,但是当时大家都没什么钱。去信用社贷款,信用社根本就不理他们。最后只好各自变卖家产凑钱。

  大哥刘永言卖掉自己的手表,二哥刘永行卖掉了自行车(他的腿脚不好,此前一直用自行车代步),四弟刘永好没有手表,但妻子有一块,也卖掉了,大家一起凑了一千元钱。

  10月1日,育新良种场正式开张,先是种蔬菜,后来见蔬菜占地太大,又改为养鸡。

  养鸡的主要模式,是购买种蛋,孵化成小鸡再卖掉,赚取其中的差价。由于几兄弟都有技术、有动手能力,很快就自己研发了孵化机,建造了孵化房,成为当地技术最先进、设施最完善的养鸡场。

  主要难题出在收种蛋和卖小鸡两个环节。

  由于当时没有专业的种蛋市场,他们都得到农户家挨家挨户去买。所以几兄弟一有空就往农村跑,听说哪里有种蛋就跑过去收。

  有一回,刘永好跑得太远,直到晚上10点多才往回走。天又黑又冷,但他心里非常高兴,因为这一天收到了200多个种蛋。但正当他快活地沿着田埂路往家骑的时候,突然窜出来一条黑狗,咬了他一口,自行车摔在泥里,一筐种蛋全洒了。

  刘永好顾不得自己一身水一身泥,赶紧查看鸡蛋的情况,发现大半都已经摔烂,完好的没剩几个。他气得追着黑狗就打,追出了几百米,等黑狗跑没了身影,他无助地站在田里,哭了起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刘永好人生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落泪场景之一。

  比收蛋更难的是卖小鸡。那时候不像现在信息这么发达,对农户来说,去哪里买小鸡,都是口耳相传。而对刘家兄弟来说,小鸡孵出来,就得赶紧卖出去,不然光养着都是巨大的负担。

  刘永好的营销才能开始发挥出来,他想出了两个绝好的办法:

  一是利用自己当老师的便利,油印了一堆门神纸,上面写着育新良种场的广告,每次下乡收鸡蛋时,挨家挨户送。农民对免费的门神非常欢迎,根本不在乎上面有没有广告。

  二是到农民家里帮他们刷墙,在墙上写上育新良种场的标语。由于那时乡下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泥房和土房,农民们对墙上刷涂料这种方式非常感欢迎,争着请他们去家里刷,甚至还给刷墙的师傅管饭。日后遍布全国的农村墙体广告,就是从刘永好开始。

  就这样,育新良种场的广告,不久遍布周围所有的乡村,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

  1983年,陈育新给单位打了停薪留职的报告,开始全职投入良种场的工作。在那个年代放弃公职做农民,是极其罕见的事情,这引起了全城轰动。陈育新是整个新津第一个办理停薪留职的公职人员。

  1984年春,育新良种场迎来了一个超级大单:邻村一个农民一次性预定了两万只小鸡,并预付了一千元的信用社信汇单。

  四兄弟高兴地接下了这个大单子,让对方先拿走了现有的两千只小鸡,然后到处借钱收种蛋,准备把剩余的18000只小鸡赶紧孵出来。

  没想到,当他们到信用社取那一千块钱时,发现信汇单是假的,而跑到邻村去找人时,发现买主根本就不是他们以为的养殖大户,而只是想通过做中间商倒卖赚一笔。

  本来倒卖也没什么,问题是这人没有任何经验,两千只小鸡在路上就闷死了一半,到家后,发生火灾又烧死了另一半,整个家已经一贫如洗。别说剩下的一万八千只小鸡他根本就无力收购,就连已经给他的两千只小鸡,钱都要不回来了。

  四兄弟发现,他们已经陷入了有生以来最大的险境之中。

  他们欠了农民们大笔钱,换来了孵化棚中的18000只小鸡。按照正常的销售速度,这些小鸡无论如何都卖不掉,更何况当时已经进入农忙季,农民没日没夜泡在田里,根本就没有人来买鸡。

  几兄弟愁眉苦脸地凑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由于大家都不抽烟,也不喝酒,只会一杯一杯的把水往肚子里灌。水灌了一肚子,办法却想不出一个来。

  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兄弟悲凉地叹息一声,说:实在不行,大家一起跳岷江算了。又说,要不然就带着老母亲跑路逃到新疆,隐姓埋名过一辈子。

  当然说归说,他们谁也不会真的想走这一步,最后还是刘永言下了决心,说:出事了躲也没用,只能面对;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我们自己到城里去走家串户卖小鸡吧。

  于是,四兄弟连夜去砍毛竹、编竹框。第二天,各挑一担小鸡,就到成都去了。有的跑到农贸市场去抢摊位,有的走街串户,沿街叫卖。

  虽然四兄弟都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国家干部,但是到了此刻,谁也顾不上面子。他们甩开了嗓子,大声叫卖,厚着脸皮讨价还价。

  这可能是几兄弟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光。每天早上四点多钟装上小鸡,骑40公里的土路往成都赶,卖完小鸡骑回农场,时间已是半夜。稍微眯一会儿,又是一天的重复。

  最惨的是刘永行,他还拖着一条跛腿。一个多月的折磨,让他旧伤复发,而且再度加剧,留下了永久的损伤。

  地狱般的一个半月过去后,小鸡终于都卖完了。他们把欠的钱还上,一盘账,还剩下了720块,四兄弟一人分了180。

  这180块钱对他们来说,真的是用命换来的。

  养鸡的噩梦经历让他们心有余悸,休整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养鹌鹑上面。

  当时人们认为鹌鹑蛋的营养价值比鸡蛋更高,所以一个鹌鹑蛋的售价是鸡蛋的两三倍。刘永言在北京出差时听说了鹌鹑这回事,回来就张罗着去买了50只鹌鹑和200个种蛋,最后孵化下来,总共存活了80多只,四兄弟各分了一些,在家里分头饲养。

  分头养的主要目的是做实验,看什么样的饲养条件和饲料,会让鹌鹑活下来、长得快、产蛋量高。

  四兄弟的知识和技能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们很快研究出非常好的鹌鹑饲养技术和饲料,尤其是大哥刘永言,用计算机来测算各种不同饲料组合的实验数据,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

  技术问题解决后,他们马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养殖。

  刘永好则发挥他擅长和人打交道、擅长推销的特长,到各农贸市场、国营商场、饭店酒楼等地方去开拓市场,很快就打开了销路。后来甚至把重庆市场也拿了下来。

  不到一年时间,育新良种场孵化的鹌鹑,超过了百万只,成为全国的鹌鹑大王。这些小鸟给四兄弟带来了巨量的财富,已经远超了“万元户”能涵盖的范围。

  随着四兄弟的钱包迅速鼓起,周围的邻居也都纷纷效仿,养起了鹌鹑。四兄弟没有任何藏私,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倾囊相授。到后来,整个新津县几乎到了家家户户养鹌鹑的地步,成为了全世界的鹌鹑之都。

  育新良种场仅靠卖鹌鹑饲料,就赚个盆满钵满。

  1986年,育新良种场年产值已经高达40多万元。四兄弟盖起了漂亮的小洋楼,院子里有小桥流水,还有游泳池、网球场、羽毛球场,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都堪称奢华。

  他们也引起了各级媒体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新华社把他们作为致富的典型,写成内参报送给中央;县长、市长、省长们纷纷前来考察。

  1986年11月,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专程来到育新良种场参观,并留下题词:

  “中国的经济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

  由于这句题词,后来,四兄弟新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字就叫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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