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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吴绵强 王可一

　　[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1~12月，广东服装出口同比下降8.6%，12月当月，服装出口同比下降18.7%。 ]

　　深夜12点，身在鹭江村的金昌制衣厂老板张天学还没有睡下，手里握着手机，等待客户的下单信息。

　　“心理压力特别大，睡早了怕客户发订单信息过来错过了，这笔单就下到别人那里去了。”这名从业20多年的制衣工厂老板告诉第一财经，现在的压力是过去不曾有过的，自己曾见过“单（订单）找厂”的行业辉煌，但如今，他不得不为厂里能够找到更多订单发愁。

　　“现在是不仅订单小，单价还低，制衣工人要求又高，工资开少了大家还不乐意过来。”张天学说。他所处的鹭江村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中山大学南门对面，与一旁的康乐村、大塘村等城中村（统称“康鹭片区”）和专业布匹市场一起，构成了约5平方公里著名的“中大纺织商圈”。2022年10月，中大纺织商圈内的城中村暴发疫情，后被称为广州疫情的“震中”，外界也因此知晓了这一长期依存于城中村内的服装加工集群。

　　同处康鹭片区的另一位制衣厂老板张师傅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过去制衣厂的日子不好过，疫情3年以来，中大纺织商圈几度停摆。

　　“（春节后）本身是订单旺季，（现在）旺季没了。”张师傅说，今年虽然提早开工了，但该来的旺季，却迟迟没有等到。

　　海珠区中大国际创新生态谷纺织产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疫情对整个中大纺织商圈带来不小的冲击，原材料端、生产制造端、成衣渠道端都受到较大影响，部分商户经营业绩下滑了40%左右，主要是因为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订单下降。

　　对张天学、张师傅这样的城中村工厂经营者来说，旺季未能如期而至固然让人着急，从去年冬天开始传出的城中村工厂都将尽数搬迁的消息则更让他们睡不安稳。

　　招工难

　　2月21日上午10时许，张师傅站在村内的一条街边，手里拿着粉色的女装，等待着工人过来询价。他来自湖北天门，在城中村内开了一家100平方米的工厂，厂里除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之外，没有其他固定的工人，开年订单陆续有些起色，人手就显得不够了。

　　长期以来，中大纺织商圈繁荣的“秘密”隐藏在康鹭片区的城中村里——村外的各大专业市场只提供原材料和成品的商贸流通，城中村内则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市场，承担了核心的成品制作一节，这里的经营者们一般是在拿到订单后再临时增补制衣工人。

　　张师傅所站的街边沿途一公里内，是村里有名的“招工大街”，每天早上七八点，制衣厂老板或是职业招工人拿着样衣站在道路两旁，等待来往的“零工”们挑选。在人流量最大的上午九十点左右，应聘的工人们和招工的老板们往往把道路围得水泄不通，城管只能边指挥边用喇叭喊着“招工请靠边”，以便让来往车辆通行。

　　在这里，“零工”们找到的活往往只够干一天，每天都要重新找工作，工厂每天也要重新招人，因此招工大街上的人从来就不见少。

　　除了招工，工厂老板们同时还会在这里招揽客户，他们身前往往会放一块小黑板，写着诸如“诚寻客户：专业裤子、西裤、卫裤、短裤、短裙、半身裙，长期合作”一类的内容。只需稍等，便会有来自附近服装市场的档主，拿出袋子中的成衣，跟制衣老板谈合作。确认服装的制作细节、价格、工期之后，交易在几分钟内迅速达成。

　　头天晚上，张师傅刚接到一位客户下的订单，准备做一批女装试销，数量100件。“我要今天几个小时之内做出来，并发货给客户完成交付。”

　　一位操着湖北仙桃口音的女工上前询问工价，但他们最终未能达成合作。

　　张师傅说，在拿到客户的衣服设计底稿或样品后，他们就能迅速拆分出工序，如裁布、缝纫、钉纽扣、熨烫、装袋等，每个步骤的工价不同。

　　“每个工人在一件衣服上拿1~5元，我们报给客户的价格一般就是人工费用的两倍。最复杂的冬装羽绒服等报价一般不超过七八十元。”村内一位制衣厂老板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忙活了一上午，张师傅也没招到满意的工人，临近中午，他只能先回厂里吃饭，“下午再出来碰碰运气，实在招不到人的话，只能我自己辛苦一下加班把订单给做了。”

　　往年二三月份，这里城中村的制衣工厂老板们都会遇到招工难的问题，而今年的招工难问题与往年相比，显得更加突出和迫切。

　　张天学也遇到招工难。目前，张天学工厂里的熟练制衣工还不够稳定，影响了部分订单生产，“截至目前，只招到30多个制衣车工，仅占满员的60%~70%”。

　　“去年因为疫情都没有怎么开工，第四季度基本处于完全停工的状态，康乐村被封，厂里的工人90%在当时都感染了新冠，根本没有办法继续工作，有些人痊愈之后也无法及时复工。”张天学说，招工难背后主要是几方面因素叠加所致：其一，每年开春都是制衣厂最忙的时候，对制衣工人需求增加；其二，去年年末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导致今年春节后开工时间提前，相应地对工人的需求量就大；其三，去年遭遇疫情之后，很多制衣工人却并未及时回来，同时受到“广清纺织服装产业有序转移园项目开工仪式”的影响，清远当地产业园开出了丰厚的“留人”待遇，吸引了许多制衣工前去应聘。在这些多方因素影响之下，城中村内制衣作坊显得人手不足。

　　“现在女装行业竞争激烈，款式多、单量少，我们在生产环节与制衣工的合作也需要磨合，他们现在要求比较高。”张天学说，工序复杂又给不了太高工资的话，制衣工们就会“挑三拣四”，过去大家一天挣两三百元就很高兴了，现在每天挣四五百他们还不一定满意。

　　一些制衣工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往年行情好的时候，每天可以挣七八百元，“现在没有这个行情了，做得好的话也就挣四五百”。如果做得勤快的话，基本只有一些技术成熟的制衣工可以每天挣七八百。

　　经营困境

　　张师傅很怀念以前生意好的时候。这个“以前”是指2008~2013年左右，那是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崛起的年代，以女装为代表的服装成品成为电商平台的主力类别之一。

　　“那时候生意最好做，十个人的公司就能年赚几百万元，大企业一年赚个几千万元也没什么问题，哪怕你是个‘苕’（方言，意为傻瓜）都能赚钱。”张师傅说，每天订单都做不完，双“十一”之前备货做得快“累死”。

　　来自四川的张天学也对“那个时候”记忆犹新，“那时候做起来比现在轻松，一方面货源比较充足；另一方面款式没有现在这么多且丰富，一个款式的衣服往往订单量还非常大。”

　　但后来电商的红利逐渐减退，再后来，疫情来了。

　　疫情三年，中大纺织圈的景气度持续下滑，特别是在2022年第四季度海珠城中村暴发疫情之后，商圈内的零售商户、制衣工厂等环节遭遇重大冲击，至今城中村制衣厂的订单量仍未完全恢复，再加上目前村内场地租金居高不下，生产环节的利润越来越薄，大家普遍反映生意更加难做，康鹭片区城中村内的制衣厂大多还没有完全摆脱疫情的影响。

　　“前几年行情好的时候，可以挣几十万，现在一年能挣十几万元就不错了，去年疫情受到影响，差点亏死了（倒闭）。”张师傅说，每天没有订单的话，还要支付租金和摊销设备等其他成本。

　　据张师傅介绍，他现在的工厂，租金是70元/平方米，每个月场地租金7000元，一年租金达8.4万元，“再加上人工工资、水电等费用，一年的成本就要十几万元。希望今年订单能好点，不然真的要撑不下去了”。

　　张天学也遇到经营困境。去年第四季度遭遇疫情后的艰难情况之下，房东只免去了1个月租金，我们还得交上两个月租金。”张天学说。

　　张天学的工厂位于康乐村周边，一座菜市场的2楼，由于位置偏僻，场地租金约为40元/平方米。“每天不计算人工的话，生产成本在2000元左右，包括租金、水电等硬性费用。”

　　“人工成本按照计时工（拿月薪员工）和计件工（临工）两种。计时工工资支付分季节，旺季一个月要十多万元，淡季也要七八万元。计件的临时工工资支付情况就不一定，主要是看订单产量。”张天学说，往年行情好的时候一年营收200万元，利润达30万元，这几年疫情影响，营收在100万元左右，在维持成本开支后，基本没什么利润。

　　张天学等制衣工厂老板介绍，他们的订单来自中大纺织商圈以及周边商户，因此这一庞大商圈如果销售行情较好，城中村生产端的生意就会旺，而一旦商圈生意掉下来，显然生产端的订单就会差。

　　海珠区中大国际创新生态谷纺织产业联合会秘书长梁晓旭2022年12月介绍，中大纺织商圈以及商户的经营业绩有些下滑了40%~50%，经过联合会对产业研究分析，下滑部分是在全球贸易摩擦、东南亚纺织服装业崛起后以及疫情影响下丢失掉的海外市场，国内市场略有增长。

　　“本次疫情对整个纺织服装行业生态带来不小的冲击，尤其是广州，原材料端、生产制造端、成衣渠道端都受到了较大影响。”梁晓旭表示。

　　“以前我的店铺里每天都要接待二三十个外国人，疫情发生后，三年都见不到一个外国人。”一位中大布匹市场档口老板说，来自海外的订单量锐减了七八成。多名布匹店老板亦称，疫情期间销量下降了三至四成。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1~12月，广东服装出口同比下降8.6%，12月当月，服装出口同比下降18.7%。

　　2022年1~12月，全国服装行业规模以上企业13219家，累计营收14539亿元，同比下降4.6%；利润总额764亿元，同比下降6.3%；行业亏损面19.4%，同比扩大0.9个百分点。服装产量232亿件，同比下降3.4%。行业平均用工人数233万人，比上年同期下降7.4%。

　　搬与不搬

　　张师傅来中大纺织商圈闯荡已有30余载，是这个商圈成长的见证者之一。

　　在张师傅和多位纺织工人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末期，那时候还没有康鹭片区，大家都集中在广州海印桥底，摆卖毛线、布匹，俗称“走鬼”，那里成为地摊商贩聚集地。

　　此后，遇到市容整治，有摊贩自发组织来到一片荒芜的中山大学南门附近做生意，并发展成为中大纺织商圈的雏形。1996年，海珠区政府开始对中大布匹市场进行整治和重建。千禧年后，广州国际轻纺城、珠江国际纺织城等一座座现代化的商城拔地而起，至此，许多批发、零售主们搬入商城经营，正式从“走鬼”变成了“正规军”，以纺织面料和辅料闻名的“中大纺织商圈”由此逐渐成型，产业链也逐渐完备。

　　“全国纺织看广东，广东纺织看中大。”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王先庆曾撰文称，“中大商圈实际上是珠三角纺织制衣厂的供应链枢纽。在中国南方乃至东南亚，80%以上的制衣厂都与它有着密切的产业联系。”面料方面，国内有“北有浙江柯桥，南有广东中大”之说，两大商圈平分秋色；中大纺织商圈的辅料在全球首屈一指。

　　据广州市商务局官方公号消息，位于海珠区“中大国际创新生态谷”的中大纺织商圈，至今已有59家大小面辅料专业市场，商铺约2.3万间，经营商户、企业近1.6万户，直接从业10万人，关联从业超200万人，经营品类超10万种，成为珠三角庞大的纺织服装产业最重要的面辅料供应基地，是全国品种最齐全的面料、辅料集散地。

　　依附于周边成熟的供应链，商圈内的城中村涌现了成衣加工，并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集群，下游的成衣销售也在商圈内成型，整个中大纺织商圈里形成了从原料供应到来料加工再到成品销售全产业链的格局。

　　至今没有统一的官方数据说明这些城中村内到底有多少纺织服装加工单位。据广州海珠区一位参与城中村产业转型升级工作的海珠官员介绍，去年底暴发疫情之后，经过政府部门工作组摸排，城中村内至今有大概7000家从事纺织服装加工的单位，这一统计数字还显得较为保守。

　　另外，第一财经记者从政府和协会人士处得到的另一个数据是，这些城中村的小制衣厂里约有30万从业者，其中大约八成来自湖北。

　　上述海珠区官员介绍，工作组发现，长期以来，中大纺织商圈城中村制衣产业的痛点就是小、散、乱、不成规模，不成气候。“这7000多家小作坊企业，基本上都没有营业执照，更谈不上税收。”

　　去年“康鹭片区”城中村内暴发疫情后，城中村内的产业集群与工人受到外界关注，同时，这类依存于城中村的产业集群该如何治理也成为讨论话题。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2022年11月，在广州防疫最艰难的时刻，广东省政府提出中大纺织圈城中村搬迁的设想，随后，这一设想有所调整，取而代之的是广州、清远两地深度合作——商贸部分仍然留在中大商圈，服装制造环节转移到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推动“广州总部+清远制造”合作模式。

　　但是，对张师傅和张天学这些城中村内的经营者来说，他们中的不少人对搬离目前的城中村还心存犹豫。一些经营者的看法是，服装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很多配套的工艺辅料，比如衣服扣子的染色、绣花这些工艺在“康乐村”都是配套的，这种完善的产业链是经过几十年长期形成的，搬去外地之后都得重新开始发展，成本会成倍增加。

　　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专业委员会主任梁富斌评价说，中大纺织商圈城中村内的小作坊制衣工厂，大多都属于“小蝌蚪”型单位，它们长期依附在城中村这样的环境里面生存，没有强健的四肢，“上岸”离开这个环境可能就会出问题。这也是不少对搬迁还心存犹疑的城中村经营户所担心的。

　　今年以来，广东省、广州市均提出以“拆、治、兴”并举推进城中村综合治理工作。对于这些依存于城中村的纺织服装制作单位的治理，似乎已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