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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中国金融》|能否跨越数字鸿沟

　　作者|杨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文章|《中国金融》2021年第4期

　　1999年，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在名为《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中指出：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是在那些拥有信息时代工具的人和那些未曾拥有者之间存在的鸿沟。进入21世纪，伴随着全球化演进，数字鸿沟始终如一道“伤疤”横亘在突飞猛进的数字化“地球村”梦想中，并且在“后WTO时代”的分化中变得更令人侧目，因为其被赋予了更多伦理内涵，即由于对数字化要素适应、拥有、应用能力的不同，而加剧了不同主体的福利落差与财富差距。

　　最令人感觉沉重的，就是各国财富与收入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这一问题持续加剧。据美联储报告显示，2020年美国最富的前1%和10%人口分别占有全部家庭财富的30.5%和69%，而最穷的50%人口仅占有全部家庭财富的1.9%。我国也面临相应挑战，据西南财经大学对3万多家庭的调查显示，2020年高收入家庭财富增加明显，而低收入者财富减少很多。不得不承认，不同阶层适应数字化、信息化的极大差异，对于这些分化也有较大影响，以至于出现“折叠社会”，数字化的“高大上”与远离数字化的“活下去”在诸多领域共存。

　　再就是经济结构层面，失衡与分化曾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如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等，都存在大量的不协调，在当前疫情影响下甚至有所加速。即便是在数字经济内部也存在典型的“鸿沟”，如数字化可包括三大层次：新“数字经济”即数字产业化、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即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过去数字产业化是重点关注的核心突破点，但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传统产业数字改造程度极低，导致整个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难以真正改善。

　　还有，则是大数据时代的“信息能力鸿沟”与“幸存者偏差”。通常认为，大数据有助于缓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信息不对称，但需看到，信息社会的个体从过去难以获取数据，到陷入了海量数据之中，甚至大量是“垃圾信息”，在分析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同样难以获取和甄别“有效信息”，无法保障个体权益。同时，“幸存者偏差”也表明“数据可能撒谎”，真正科学、有效认识数据并不容易。

　　此外，分布式与集中式的鸿沟并非那么容易弥合。随着AI、云计算应用和普及，以及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加速，分布式架构已成为热门话题。数字化与分散化、智能化、去中心似乎一直关联，由此也带来分布式商业模式等深远变革。但与此同时，集中式的技术、架构到模式也并非能被简单颠覆，如在证券清算结算领域，中央对手方机制仍然被证明是高效安全的。事实上，以区块链与数字货币为例，已经出现了中心化与去中心的妥协。近日，美国股市的散户与华尔街机构的“多空大战”，更是在发展道路与规则层面反映出数字化“鸿沟”的深层对立。

　　当然，也有其他诸多维度的探讨。如新技术与制度的发展错位鸿沟，一方面，新技术突飞猛进发展，已经深入经济领域、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数据的生产、加工、流通、消费，乃至与数字化相关的众多行业和领域，都还缺乏法律、法规乃至道德伦理的制度约束，甚至出现“技术向恶”。再如，数字化宏大叙事与微观基础之间的“脱节”，在我们似乎已经踏上数字化“宇宙飞船”之时，仍有多少市场生态不完善、基础设施不健全呢？这些问题与“鸿沟”，显然不是技术自身的问题。

　　面对如此复杂的多层次数字鸿沟，究竟能否跨越、如何跨越？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历史命题。虽然并不容易给出答案，但也可以试图探讨几方面的共识基础。或许每个时代都有其数字鸿沟，这是信息化社会长期存在的事实，只能在快速迭代中“缓解”而无法消除。理性的应对是在数字化发展中缓解数字鸿沟，而非简单粗暴地遏制，公开、透明的数字化变革始终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应区分数字鸿沟的道德层面与市场层面问题，不应以“泛道德化”来扭曲市场行为，也不能在数字化“狂热”中丧失伦理底线。透过数字鸿沟的表象，更需抓住背后的经济社会根源，而非纠结于“唯技术论”，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时代演变中的矛盾。除了推动各方以“救济措施”应对短期的“数字化失灵”，不断加强“软”“硬”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根本，包括新基建、教育与人力资本、社会保障、信用体系等。